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的妇女干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有3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同志，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同志。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同志。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那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所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他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我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合衣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处长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同志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思想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你怎么办，舆论对你不利。
她还告诉我，夏明震出生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夏明震有个哥哥，便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亲作主订过一门亲，女方大他好几岁，念过一些书，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正和三女师范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
说实话，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说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赵队长军事过硬，为人稳重、含蓄。那时他30多岁，已经成家，妻子是三女师范的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来往信件很多，双方感情很好，我对他很尊重。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
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婚礼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当时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我们订好一个日子，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样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简单。
……
工农革命军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永兴、耒阳、资兴、汝城等县，在地下党组织和原农会骨干的领导下，奋起响应，在不到20天里，形成了湘南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的新局面。湘南暴动波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十余个县，威震湘、粤、赣三省。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扎着红腰带，有时头上裹着块红头巾，背个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我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掉他们的浮财，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的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动摇了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基础，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大肆“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企图把新生的郴州红色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沿途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
这一政策的执行，无疑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反对。
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以及反动分子在暗地里活动的复杂而严峻的情况，曾经多次反映上来。而包括夏明震在内的最高决策层，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干部群众的反对意见，最后终于导致了历史的悲剧。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
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紧张的气氛。我和他们解释，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反驳我。
“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
这时，我在南乡搞土改认识的那个支部书记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反动分子秘密部署，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发动叛乱，他们扬言今天谁要是叫我们烧房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
我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对面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我走的不是一条道。
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标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
……
位于郴州城外的南塔岭下，有一座书院。朱德工农革命军的教导队就驻扎在这座书院里。
到了教导队驻地，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感到有了安全感。但我老想着上午的那场群众大会，预测着城隍庙里发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事，特别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戏台，结果会是怎样？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只是受了伤，可千万不能死啊！
吃晚饭时，我端起饭碗，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但看到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抹去，装作没事一样。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哭鼻子。
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党组织湘南特委汇报。我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到了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才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同志，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
周鲁同志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
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反革命叛乱。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部队返回郴州。
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
河滩上摆着9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着，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也说不出当时是什么心情？！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真是惨不忍睹呀！
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敛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夏明震牺牲后，我同蔡协民结为夫妻。一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笑着说：金屋藏娇么，好福气哟；蔡协民忙介绍说：“这是毛泽东，毛润之”
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二十四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湖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不久经过师长邓允庭的同意，我们就结合了。
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
战争年代，特殊时期，一切从简。
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依靠着蔡协民庸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随声而入。
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
“嗬！金屋藏娇么。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
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同志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
……
1930年1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军入闽后一年里，闽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分田运动蓬勃开展，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喜人。
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
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
“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来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20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安排大会发言。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他。
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1931年7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是年7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我也随同他一起赴任。
这一年的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段日子，我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翌年初，我们接到中央免去蔡协民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厦门市委巡视员的通知。
显然这是那个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告“御状”的结果。
1932年1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同志则百般劝说。
最后，王海萍同志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同志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
小铁牛刚到厦门时还是好好的。到了那个医生家后，虽说一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当时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节，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传染上了麻疹，接着又传染了天花。两个多月就断奶的孩子，又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并染上急症，尽管医生家人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挽救不了铁牛幼小的生命。
为了尽快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我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已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几杯黄汤下肚，他就发起了牢骚和怨气。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民是中间派，他嘴上没说，但心里却不服气。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两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
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10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我们刚回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和条件都没有。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往在机关里。谢飞同志曾经是刘少奇同志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群岛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查揭发，划清界限。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与无辜，但无济于事。
1933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
“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恶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年底，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5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3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分，但这时，我对陶铸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是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陶铸被王明撤职，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铸租了间旅馆，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度了10天“蜜月”；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变的谣传；我冒险进县城寄钱给陶铸
那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长陈之枢接任。
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礼治，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临行前，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10天幸福的“蜜月”。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
刚开始时，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信虽简短但充满热烈的感情。来了四五封信后，突然就断了消息。我每天翘首等待，等啊，盼啊……
后来我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晾在那个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
而说陶铸叛变纯属谣言，事实上，陶铸被捕入狱后，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尚品格，严守了党的组织机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后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3个月后，被移交国民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团结狱中的同志，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估计是张铁同志托人带到福安的。我将信交给叶飞同志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同志，陶铸病重，可否寄给他一点钱，他表示同意。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可是极大的冒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作为自由人的我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致使病情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本文节选自《中华儿女》1998年第8期《我的三次婚姻和三个儿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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